刘仲敬:元史问答

问:我认为蒙古人进入中原以后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秩序,对秩序起的是一种破坏性作用。

刘仲敬:我认为你关于元代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这是通俗的一种解释方法,但是它里面错误和歪曲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是说元代在中原无法建立秩序,只是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而是它在中原,不如说它在整个帝国境内,建立了另外一种儒家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秩序,然后遭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歪曲和否定。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元朝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体制的地方,它让像刘基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感到无法忍受,就是因为它不接受儒家帝国认为天经地义的那些金科玉律。按照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你征服了,我们可以让你一起统治,你任命儒生当大臣,我们也不管你少数民族的出身,我们继续按照原有的郡县制统治。


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做的,它实行,我们可以说是封建统治,也可以说是部落统治,但是这无关紧要,就是说,它实行了多种习惯法和混溶的体系。成吉思汗把草原各部落的习惯法做了一个总结,构成了大扎撒,也就是成吉思汗法典。我们如果再对照一下西方历史,那你就可以把它跟日耳曼习惯法总结的过程相比,加以对照。原来的法律是什么呢?你是谁,就用谁的习惯法。这一点后来被歪曲成为对汉人的歧视。例如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最典型就是这样的:蒙古人杀了人,付多少多少烧埋银,南人杀了人以后砍头,这是不是歧视你压迫你?

但是其实这不是。蒙古人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人行使各人的习惯法:草原的习惯就是这样的,杀了人赔钱;同时,宋朝的成文法是这样的,谁杀了人,官府砍谁的头。蒙古人不动脑筋,他们不像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那样,喜欢,我是太祖皇帝,我要立下一个太祖宝训,子孙都要根据太祖宝训办事;我是儒家知识分子,我要把孔孟的经典念一遍,以后大家都按照孔孟的经典办事。但是蒙古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简简单单地把他们统治下的各部族、各种传统都混在一起,我承认你们全都是合法的,各人继续按照各人的方法办事,以最低成本办事。大家不要以为这种办法很野蛮,儒家知识分子认为这是野蛮的,我们不要忘记,大英帝国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统治的。

问:我认为元代的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后就皈依了汉文化。

刘仲敬:我觉得这说法是有大问题的,就是说,从元代进入中原的蒙古人并不是简单地皈依了汉文化,而是后人在叙述过程中间,采取了高度选择性和偏差性的叙述的结果。你要是从原始材料来看,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确实有个别的蒙古人改了汉姓,变成士大夫吟诗作赋,这样的中原文化爱慕者确实是有,但是在数量上讲,他们并不占主流。而且主要的同化也不是在元代,而是在明代。是在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以后,对那些还没有办法离开中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后代实施了强制同化,因为他们仍然是比较有战斗力的团体,他把他们编入各地的卫所,任命他们当卫所的军官,然后赐给他们汉姓。你如果去翻明史的话,翻明朝前期那些武官的列传,你会惊讶的发现,你原来看名字以为绝对就是汉族的那些人,其实十个中间有八个,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都是元代遗民。明太祖任用了他们,比如原来姓失必儿,赐一个名字,你以后就叫李贤了①,你以后子孙后代就姓李,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就同化了。他们的同化是在明朝而不是在元朝。

1、失必儿·丑驴(?-1425)初为北元工部尚书,洪武二十一年投明,被朱元璋赐名为李贤,授燕王府纪善。靖难之役中有功,累迁都指挥同知,晋为大学士。明仁宗即位,拜右都督,封忠勤伯。

这一点还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元代的多样性是超出大多数人想象之外的。像在杭州这个地方就有非常庞大的西夏人的聚居团体,而且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少数西夏侨民正常的增加速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有原来不是西夏的人,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开始使用西夏的语言和文字,甚至加入了他们的印刷行业。杭州的西夏文明发育是极其发达的。和有些人说法相反,你不能认为成吉思汗杀光了西夏人。合理的推论就是,他在灭西夏的时候狠狠地杀了一通,但是没有杀光的人,在过了那一波以后,也就没有继续杀下去,然后他们就迁移到各地,形成了自己的部落文化特性。像是在采石、淮济,长江西岸这些地区,有高加索的阿兰人的社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蒙古西征的时候,从高加索带来的阿兰人同盟者,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了。他们跟捷列克河的阿兰人居民保留了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法律和审判是用的他们自己的习惯法,不受附近的州县所管辖。明太祖起兵的时候,两淮两河有众多的苗军。而山东河北在经过红巾军的扫荡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中亚军户。元人灭了大理以后,西南地区的很多蛮夷部落以同盟者身份加入了元军,散布在中原甚至是江南的大片土地上。

这里面复杂的事情要说起来的话,可以写好几本书,你可以从一个比较简洁的侧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明初重建制度的时候,是怎样对付镶嵌在中原和江南境内这些众多异质体的。明太祖当时处理这个问题采用了很多很巧妙的手段,就凭这些巧妙的手段,你就可以看出元代的中国是怎样的结构,如果它还能叫中国,是怎样一个镶嵌型结构。即使是同样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汉族居民的话,他在不同区域所使用的法律制度也是非常不同的。南方和北方的管理体制不一样,南方的士大夫基本上完全退出了各式的管理体制,但是在北方却不是这样。同时北方的汉人还有高丽人,胡化程度是非常大的。像张柔(1190-1268,少慷慨,善骑射,原为河北地方武装首领,归顺蒙古后屡立战功。其第九子即指挥灭宋之战的张弘范)这些人,你不要以为他的名字是汉人他就是汉人了,他在生活实质上纯粹是蒙古化的。

汉化和胡化是一个网络状的复杂过程,不是说阑入中原的游牧部落向一个方向去皈依了孔孟之道,恰好相反,如果你要单纯从数量上看的话,有元一代,高丽人和中原居民主动模仿草原部落习俗,尽可能地把自己想象成为蒙古人,从数量上讲,比蒙古人学习汉文的要多得多。同时除了蒙古人以外,大都还有巨量的中亚居民,他们推行他们的文化,对戏曲这些民间文学的影响一直是被低估的。你如果认真考察金元以来的杂记,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到底说是谁的文化还是很难说的。不说别的,直觉看上去,你看那些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线索。

问:元代晚期的历史节点是刘福通的起事还是张士诚的高邮战役?在最好的情况下,蒙元是否还有潜力荡平乱军,继续维持内亚-东亚混合帝国?

刘仲敬:节点其实是脱脱【1314-1356,伯颜之侄,就学于名儒吴直方,官至中书右丞相,他废除伯颜旧政,恢复科举取士,主编《辽史》、《宋史》、《金史》,变更钞法,派贾鲁治理黄河】的大有为政权。这个大有为政权实行几项大的工程,耗尽了联邦式内亚帝国的财政资源,也破坏了自安西王以来元廷内部的派系平衡。一般的儒生把脱脱说成贤臣,恰好说明他比较符合吏治国家的传统,然而吏治国家的传统在内亚共治的传统中间恰好是格格不入的。元廷其实没有荡平所有乱军的想法,这种必须荡平所有乱军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朱元璋式的想法。吏治帝国不能容许一个缺口,帝国必须统治一切,在一个地方不能实施有效统治,那么其他地方的有效统治也会成为问题。但是元廷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统治的。元廷从大可汗开始,直到地方各行省、各部落,本来就是执行的派系共治的政策。大可汗本身就是由两个不同派系轮流派出人选担任的,双方之间的宪法默契维持得相当好。地方各省的权力分配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的。

元廷面临着东亚内地的饥荒和大乱,它采取的本能的做法也是联邦主义性质的,就是招安一批像张士诚这样比较合作的人选,然后容许他们享有比以前更大的自治权,把更多的地方赋税截留归为己用,只要他们能够维持海运的畅通,在宪法意义上继续效忠于汗八里的朝廷,那么内部搞藩镇割据,在他看来是完全能够容许的。这种做法,内亚的各部落酋长在蒙古朝廷中一向都是享有的,所以他不觉得把同样的权力给予南方的造反者有什么不合理。像刘伯温这样的江南士大夫看不顺眼也就是这个,他们本来很想为元廷做曾国藩的,但是看到元廷把这些各式各样的叛藩逆臣都封做了自己合法的臣子,而且还援引周代封建制的伦理说,诸侯政治是良制的必要组成成分,元廷起自西北,从法理上和地缘上来讲都比较接近于周天子,所以把东方和南方的各个诸侯扶起来,容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周天子,本身并不违反儒家的经典,也不违反内亚的政治现实。根据这种逻辑,好处就在于,它实际上不用支付大量的军费,而且像张士诚这样的适可而止的藩镇,得到了合法的身份和一部分赋税以后,也就乐于合作,支持元廷,派他的军队剿灭刘福通、韩林儿的残部,配合元廷作战,派出他的运粮船,从海路运粮到大都去维持元朝的朝廷。刘伯温这种人觉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但是在元廷的政治理论来看,这样做再正常也不过了。元廷本来就是一个半封建半吏治的结构,即使是传统的中原地带,也是封建统治地区和行省统治地区条块结合,并不是后来明朝那种纯粹的行省统治。

所以元廷倒台的根本原因恰好跟朱元璋和刘基所设想的相反,它不是因为元廷过于宽弛、对造反者采取了优容不问的政策才垮台了,恰好是由于脱脱所代表的一派在政变中打败了原先比较支持联邦主义的一派,大规模地扩张政府开支,大规模地扩张军事行动。像对张士诚的高邮之围【1354年,脱脱率大军围攻高邮,张士诚困守无策,不久因脱脱被元顺帝撤职召回而解围】就是这样的,蒙古军队再次显示了它在军事上的优越性,但是因此而引起的财政开支使帝国濒临崩溃。下一次政变使脱脱突然下台,然后他的军事体制完全瓦解了。明朝的史学家遵循朱元璋和刘基本人的看法,认为这一次脱脱下台的二次政变是元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恰好相反,这次政变是元顺帝这个阴柔成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客及时从退隐状态中复出,采取及时止损的措施。他按照大都朝廷的传统,大汗不一定要亲自过问每一项政事,朝廷本身是半封建的,各行省也是半封建的,只要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和各部落酋长还干得不太出格的话,他可以满足一种近乎虚君的象征性权威,继续躲在自己的宫廷里面玩耍。但是等这些人把帝国消耗得太过分、眼看就要维持不住的时候,他也可以运用大汗的传统权威,重新跳出来拨乱反正。他的问题是,他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太晚了。但是由于他自己上台的时候本身就处在一个政治地位非常不利的情况①,而脱脱本人又是忽必烈时代留下来的高门贵戚的后代,在蒙古上层贵族中支持者相当多,他如果不让脱脱去痛痛快快搞一阵子,恐怕也是过不了关的。所以这就叫做气数吧。

1、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是元明宗的长子,明宗被弑,明文宗再次即位。文宗死前,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权臣燕铁木儿立明宗幼子宁宗,但宁宗在位四十三天即死。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但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主张立明宗长子。燕铁木儿死后,卜答失里要求顺帝定燕帖古思为继承人,顺帝答应后才得以继位。登基后他深居宫中,右丞相伯颜与卜答失里里应外合,专擅朝政。1340年,顺帝与脱脱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卜答失里随后也被清算。


脱脱本人如果不是受中原传统的影响太深——他编辽史、金史、宋史这些行动本身就表明,他是蒙古贵族中受吏治国家影响较大的那一部分——如果他没有受这么多的非蒙古的影响,很可能会采取比较接近联邦主义的态度,不会过度地消耗蒙古的资源;或者是元顺帝更早的、更及时地采取拨乱反正措施,也不会过多的消耗帝国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在东亚的这个半封建半吏治混合帝国将会大大地向封建主义方向偏斜。除了蒙古人和内亚人原有的封建领地以外,像张士诚这样的原本出身南人或者是汉人的地方武装,像陈友定、何真这样的人,渐渐也会变成类似蒙古色目藩镇的新藩镇。内亚—东亚集团的宪法平衡将会向封建主义这个方向大大的偏斜,东亚将会变得更接近内亚的格局。而蒙古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像后来的北元朝廷一样长期幸存下去,甚至幸存得更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得到的资源会更多,而且儒家士大夫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会根据周政的理念来论证这种准封建制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韩林儿、刘福通、陈友谅、朱元璋这些邪教徒出身的叛乱力量,可能就会被张士诚、何真、陈友定、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这些新封建主义的势力渐次剿灭,然后这些新封建主义的势力在后期元帝国当中会享有比湘淮军集团在清帝国当中大得多的自治权,然后他们跟那些周政主义的儒家学者共同合作,是可能整个改变后来的历史轨迹的。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刘仲敬先生文集(总目录)(止2017年06月30日)

刘仲敬:费拉研究

刘仲敬先生文集(总目录)(止201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