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藏史九问

问:阿姨,请问您觉得,图博文明的起源是本土性强一些,还是外来性(受印度、波斯影响)强一些?
刘仲敬:图博人种上的来源,大概跟缅甸西北部、克什米尔、中亚的人口是基本相同的,趋势仍然是由西向东逐步移动。在古老的象雄王国和喜马拉雅山,开始的时候,这些邦国基本上是像珍珠链一样沿着这条路线展开的。但是这时候的几个古老文明的前体,还没有表现出现在跟图博或者是东南亚各国或者是古羌、古蜀相似的特征。

这些特征开始出现的时间,大概也就是比三星堆稍微早一点,而且跟后来的图博性格不一样。后来的图博王朝开始具有现在这些特点的话,时间大概不会早于萨珊波斯的时代。它和更加古老的文明前体——那几个分离的文明前体之间的关系,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现在的图博地区,在它形成一个可以说是统一的文明结构以前,它一开始的可查的主要交通线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那条交通线,来源当然是现在的印度地区,通向现在的东南亚,但是那时候的印度和东南亚也不是现在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前体。

我们现在可以鉴定认为,图博的这个文明体开始出现以后,很明显,它受萨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大概就是鲜卑人在华北开始建立政权的同一个时代。这两种性质的政权都受外伊朗系统的非常强烈的影响,从衣食住行到政治体制和文化。此后几百年,则是以西北印度和恒河中游为核心的印度、尼泊尔的影响占压倒优势。大概维持到相当于元明之际的时候,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这条路线也渐渐地衰敝,但是始终没有完全中断。

问:图博帝国的吏治化程度,究竟有多大?
刘仲敬:严格来说,图博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吏治国家。它给人留下特殊的吸引力,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开始的时候,前图博时代的文明是若干个邦国。图博帝国明显是封建性的,它解体以后,教团和领主的斗争当中,教团依靠蒙古人的势力,逐步地牺牲了领主而占了上风,但是教团的统治本身也是封建性的。它和日本是亚洲两个封建性最强的地方。这两者在东亚的特殊吸引力就是,它们虽然离吏治国家非常之近,但是却始终能够抗拒吏治国家的影响。

问:图博封建时代,萨迦、帕木竹巴、仁蚌巴、藏巴汗、甘丹颇章这几个政权的歧视链该如何排?
刘仲敬:绛曲坚赞的政权【1358~1618】①是图博封建制度的最高峰;然后是藏巴政权【1618~1642】②,可以排第二位;甘丹颇章③【1642年开始】可以排第三位;萨迦【1265~1358】④排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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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8年,噶举派达波拉杰的弟子帕木竹巴•多吉杰布到帕木竹建立了丹萨替寺,成为帕竹噶举的始祖。帕竹噶举派的领导者与朗色林氏族合作,统治卫藏地区。1321年,朗色林氏族的绛曲坚赞接受萨迦派的任命,担任万户长。1335年绛曲坚赞在与邻近万户的争斗中获胜,日益强盛。1349年推翻了萨迦派的统治,建立了帕竹王朝,1358年,元朝策封他为大司徒,认可他为新藏主。1432年以后,帕竹政权的权力逐渐落到大臣仁蚌巴手中。
21565年,原本担任仁蚌巴手下官员的辛厦巴才丹多杰起兵,势力快速扩张,自称为“藏巴加波”。1618年,后继者彭措南嘉自称为后藏上部之王,正式建立政权,史称藏巴汗。该政权崇信噶举派,仇视新兴的格鲁派,1642年格鲁派引来的蒙古军队攻灭藏巴王朝。
3、格鲁派领袖五世DL喇嘛在青海蒙古部落首领固始汗的武力支持下,推翻了日喀则的第司藏巴汗政权,于1642年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甘丹颇章宫是驻锡地)。
4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以“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命八思巴总领院事,赐珍珠诏书。1265年八思巴返回萨迦封授各地僧俗首领,分乌思藏为十三万户,任命释迦桑波为第一任萨迦本钦管理乌思藏地方,忽必烈为此任命并赐释迦桑波“卫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鉴,萨迦政权正式建立。1322年萨迦款氏家族的四个拉章发生了分裂,萨迦派走向衰弱。1357年绛曲坚赞利用萨迦内部矛盾进兵萨迦收缴了末代萨迦本钦的大印,萨迦政权最终被帕竹政权取代。

帕竹政权是一个纯粹的图博政权,它是在蒙古人的势力已经衰亡、满洲人的势力还没有进入以前,图博封建制度内生的力量。它对萨迦的胜利,实际上是土豪对帝国的胜利。萨迦依靠宣政院的力量,依靠蒙古帝国的力量,多多少少不是本土的,而且倾向于依靠外来的势力来压制本土自发成长的封建势力。绛曲坚赞本来是一个小的土豪,没有重大的野心,他们之间最初的冲突也是地方性的。地方性冲突不断扩张,最后瓦解了宣政院的权力,不仅把帕竹政权建立起来了,而且把同样类型的中小型的封建领主的政权遍布了整个图博,以和平演变的方式瓦解了红教的势力和元帝国的势力。这本身就是自发秩序生长有力量的体现。整个过程就像是许多根草从一块岩石当中生长出来,小草看上去非常柔弱,却把岩石裂成的几块,然后把岩石变成了土壤,真正的封建主义的自发秩序就是这样生长起来的。

藏巴汗的政权比较像是中世纪高峰时期政教分离、政教斗争、双元对立的情况,也很大程度保持了封建的自由。但是论分权、地方化和自发秩序的程度来说的话,就不如岩石裂开成长出来的这些草,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体系,这些体系必须要消耗更多的基层的营养物。

甘丹颇章政权是在满洲人取代蒙古人以后,基本的格局仍然是满蒙时代的联合统治,而且论典章制度和宗教团体的发展,比以前的其他政权更完善。如果只考虑宗教团体这一方面,它的逼格比其他几个都要高。但是如果从自发秩序和自治团体整体来考虑的话,宗教团体的兴盛是以封建领主的衰弱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宗教团体过多地消耗了自发秩序的营养,使封建领主的势力不足以自我维持了。这种格局就有点像是,假定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发生斗争的时候,罗马教廷取得了全面胜利、使欧洲的各封建领主变得萎靡不振了所可能出现的情况。

萨迦的政权如果放在东亚大陆其他地方,那也是逼格很高的封建政权,但是按照西藏那个封建性本来就很强的标准来说的话,它是这几种政权模式当中封建性最低的。它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国师依靠蒙古伙伴的合作和怀柔,一点一点地瓦解本土的小封疆领主,像是一床棉被压在禾苗上一样,让它们长不大。幸亏绛曲坚赞的势力逐步上升,打破了这个危险的趋势,把这床棉被给撕破了,也幸亏是蒙古帝国本身的封建性也很强,不像纯粹的东亚吏治国家那样压制性很强,所以它后期就自动解散了。而且双方的逼格都比较高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解散的过程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展开的。萨迦政权与后来的图博人和蒙古人、图博人和满洲人达成的政教平行体系相比,它属于教团的那一部分只是刚刚起步,发育还非常不完全,更像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而不像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团要产生自己的典章制度,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积累自己的传统,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它在这个初期,对帝国的依附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逼格要放在最低的位置。

问:请问对图博宗教的红黄花白黑五派,该如何排定歧视链?
刘仲敬:苯教(黑教)是图博真正的原始宗教,它像古典时期以前的希腊秘仪崇拜一样,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丰饶,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后来文明人视之为是淫荡和残暴的部分。后来的佛教化程度日益加深,实际上是包含着后来文明程度日益升高的后裔想像希腊哲学家一样把祖先留下来的那些丰饶但是残酷的东西排斥到视线之外的企图,但是这样的企图不可避免的也要损失一部分的丰饶度,减弱一部分的生命力。最经典、佛教化最彻底的当然就是黄教,其他几个教派是介于苯教和黄教之间的过渡阶段。从苯教发展到格鲁派(黄教),是一个丰饶度逐级递减的过程,但是教团的格局和封建性则逐步趋于完善。

问:为什么您认为1578年三世达赖和俺答汗的会面象征着博蒙同盟,而不是八思巴见忽必烈?
刘仲敬:图博的封建制度发展起来,不是在忽必烈时期,而是在元代中后期,宣政院在高原的统治趋于瓦解、各领主开始争权夺利的时候。这个时代,从形式上来讲,有点像是加洛林王朝的解体:忽必烈是一个强势的君主,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能够凭借他个人的才干和他长期征服所得的大量资源,把他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但是以后的君主就很难做到这一点。经过了这次解体以后,中型的和小型的封建领主才会把高原划分为不同的公国。在这以后,封建主义才不断成型。红教的衰退是封建化的一部分。红教在的时候,依附可汗朝廷,对封建领主行使了太大的权力。它衰退以后,新兴的小的修道院开始各自为政,依附地方的封建领主。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各公国和各寺院的经典的封建主义联盟才能够奠定。这个过程也就是相当于卡佩家族取代加洛林家族的过程,如果加洛林家族仍然背着罗马帝国的壳子的话,那么封建制度是不可能发展到完善程度的。可以说,蒙古帝国以其解体对图博的封建制度作了更大的贡献。

问:如果清军没有屠灭准噶尔的话,东土鸡是否有可能完全佛教化,形成蒙、东土鸡、图博连成一片的藏传佛教世界?
刘仲敬:当时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了。拉萨的教廷和准噶尔的领主联合起来,消灭六城地区的伊斯兰政权,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以前,伊斯兰教一直是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占上峰的,首先消灭了于阗的佛教政权,然后消灭了西州的佛教政权。蒙古人的后裔,原来是佛教徒的,渐渐都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向阳地的叶尔羌汗国是伊斯兰教积极的拥护者和扩张者,他们一连有几次企图发兵进攻拉萨、像消灭于阗一样消灭拉萨的佛教政权,只是由于内部的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派系斗争的缘故,已经进入藏境的那些士兵又被叶尔羌的新政权抛弃了,所以战争才没有真正爆发,但是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准噶尔人的介入对于拉萨的教廷来说,就很像是查理曼或者是奥托大帝,在异教徒、匈牙利人、蛮族、穆斯林横行的时候,突然产生出了属于基督教的强势领主,保护了教廷,把危在旦夕的基督教世界重新挽救出来,把最危险的敌人重新征服了。向阳地或者六城地区——就是现在的塔里木盆地,离拉萨太近,已经消灭了重要的于阗的佛教徒。于阗的佛教徒本来跟藏地的佛教徒系统上讲是最接近的,所以不可能不引起唇亡齿寒的影响。拔掉了这个重大的威胁,把准噶尔这个封建领主的军事中心和拉萨这个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连成一片的话,等于是逆转了过去几百年来伊斯兰教节节上升的势头。

而满洲人的介入实际上是通过消灭准噶尔,把重心东移,打断了佛教通过再封建化而重新崛起的势头。满洲人的打击主要落在准噶尔头上,反而把布鲁特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游牧民族看成是潜在的盟友。尽管满洲人也对图博人和佛教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但它的基本逻辑仍然是要尽可能地避免这些地方发生纠纷就行了,并不要求佛教像在准噶尔的时代那样重新复兴,重新借助封建的力量进一步扩张。其实如果查理曼帝国真正站住了脚跟,它虽然能够在初期保护当时还很脆弱的天主教会,但确实也会妨碍天主教会后来的扩张。它建立一个统一性比较强的帝国,就会比较消极地防守它的边界,而不会重视扩张。而帝国瓦解成为众多的封建领主以后,反而采取各自拓边的政策,发动各种小的十字军,像狮子亨利①和立陶宛大公那样,大肆开拓东方斯拉夫人的领地,反而会为基督教世界打开更好的出路。如果满洲帝国没有消灭准噶尔的领土,让他们以封建式的方式继续去渗透中亚的游牧民族,那些游牧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是不够深的,对他们实行再封建化,很可能是能够改变整个内亚地区的政治生态的。但是这个机会随着满洲人的胜利和东亚大一统帝国对内亚的逆袭,整个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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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inrich der Lōwe1129-1195),萨克森公爵(称亨利三世,1142-1180)、巴伐利亚公爵(亨利十二世,1156-1180),韦尔夫家族成员,他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强大的诸侯,曾跨过易北河,击败斯拉夫人,建立起不伦瑞克、吕讷堡、慕尼黑。后因与腓特烈一世决裂而被没收领地。

问:吐蕃作为更加边缘的文明地区,在八世纪能够越过巨大的地理障碍、一度占领内亚东部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事件是否造成了长期影响?
刘仲敬:实际上吐蕃人的卷入跟索格地亚那地区反对阿拉伯征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实际上唐朝是阿拉伯征服的一个重大的帮手,因为这些地方的那些小邦国在对付阿拉伯人的强大势力的时候是需要有外援的,而他们经常引入的外援是西突厥和突骑施人,而每一次他们在快要胜利的时候,唐朝都会从东面对突厥人或者突骑施人进行打击,把他们的势力打散,因此使他们快要达成的胜利化为乌有。从河中的角度看,唐人不断给他们最好的护卫拆台。图博取代唐人以后,这个问题不复存在。图博的占领并不干扰中亚小国內部的结构,跟他们最需要的护卫差別不大。本地人沒有理由反对保护者,直到保护者自己支持不住。

问:康熙末期开始的涉藏战争,对大清的宪制是否有结构性影响?
刘仲敬:佛教徒的世界如果可以比照成基督教世界的话,那么拉萨的DL喇嘛就是相当于一个罗马教皇的角色。准噶尔人和满洲人都在争夺对DL喇嘛的控制权,这个格局很像是法兰西国王和日耳曼的皇帝都想争夺罗马教廷的控制权。谁能赢得胜利,谁就可以支配以满蒙为核心的整个内亚世界,因为这些部族的上层贵族和武士大多数都是把拉萨当作精神领袖的,拉萨不仅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还是许多思想和技术资源的来源。哪怕说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他们生了病以后仍然要到拉萨去千里迢迢地求灵药,甚至认为活佛写下的一个纸条,本来是一个药方,应该照方开药的,但是没有药的情况下,这个药方也能用上。

问:去年我在分答上问您“涉藏战争对大清的宪制是否有结构性影响”。因为时间有限,您没有说完。请您继续解释:大清打赢了西藏战争的后果,是否就是使八旗集团与蒙藏共同体达成了圆融的整合,建构起了无远弗届的大东亚国际体系?另外,是否正是因为这场涉藏战争的军事压力和财政压力,倒逼带动了雍正帝时期的集权化改革,加深了清朝政经结构的吏治化蜕变,导致清朝越过了实力的顶峰,走向了乾隆时代的衰颓?
刘仲敬:应该说是内亚—东亚国际体系的逆转。因为满洲人的胜利不是依靠它自身的实力,而是依靠巧妙的外交手腕。西藏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是,在准噶尔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如果蒙古人团结起来,无论是在准噶尔人的领导之下还是在喀尔喀人的领导之下,满洲人都不是对手,很可能会像以前的女真人一样落到同样的下场。满洲人依靠欧洲人的火药,依靠东亚吏治国家的赋税能力,都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关键还是依靠达赖喇嘛的宗教的动员能力,使蒙古部落的很大一部分站到了满洲王室一边。准噶尔由于孤立而灭亡,满洲人作为征服准噶尔的一个附带效果,又征服了六城地区。它在准噶尔地区进行了灭种性的大屠杀,使蒙古部落最强悍、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一百多年都未能复原。它在六城地区的反封建政策使内亚东部的宪制结构严重的郡县化了,使原先一度足以跟河中地区相抗衡、甚至有的时候能够占河中地区上风的六城地区或者是向阳地(Mangalai Suyah)变得萎靡不振了。

如果说蒙古的统治是以内亚向东亚输出秩序——满洲早期的统治也是这样,那么包括西藏在内的准噶尔战争,其实际作用有点像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战争,逆转了内亚和东亚的统治秩序,使内亚屈居于东亚之下,既给内亚一个致命伤,同时又给包括满洲自己在内的整个内亚—东亚体系一个致命伤,因为从此以后,满洲人就只能进入一个吃老本的状态了。雍正帝虽然按照十八省的观点来看相当重要,但是在这个转折点中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失去准噶尔以后的满洲帝国失去了它主要的敌人,从官僚吏治国家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个胜利,但从秩序输入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满洲人像奥斯曼人和萨法维王朝一样,都是依靠它的敌人输入秩序的,只要敌人强大,它自己就强大,敌人消失和软弱了,它自己也就失去了输入秩序的可能和动力。俄罗斯已经款服,蒙古不复为患,回部已经被满洲人用腐蚀性的柔道和汉地的财源加以软化,以后的满洲就要逐步进入腐化堕落。所谓的腐化堕落,就是秩序生产力逐步消失,原有的秩序输入渠道逐渐壅塞,日益扁平化、日益费拉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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