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三国史五问


问:诸葛亮的北伐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否进取关中,取得刘邦汉国或者西魏的地位?但也有一种观点说北伐是诸葛亮治蜀的战略失误,认为蜀汉应当像吴国几十年锲而不舍讨伐山越一样,致力于征服整合南蛮,一可以培养将帅和军伍,二可以融合荆州新人和益州旧人,三可以增设郡县,开发编户资源——诸葛亮若取此策,会不会像秦国毁灭了巴蜀的命运一样,毁了滇黔?以诸葛亮的游士型人格,能不能接受这种深耕基本盘的国策?
刘仲敬:诸葛亮只能抓住为时不久的短暂时间,因为老一辈的人日渐凋零。渴望向汉献帝忠心,在曹公刚刚起家的时候仍然是关东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经过几十年混战以后,大家都已经泄了气了。曹魏制造舆论、声称受天命取代汉朝以后,愿意复兴汉室的人越来越少了。诸葛亮要想反攻中原,跟蒋介石想反攻大陆一样,依据的社会基础是一代比一代薄弱的。他如果不抓住最后这一点时间的话,那就跟《出师表》上说的那样,他从中原地带各州纠合而来的这批具有国际性视野、见识过过去汉家威仪的人才都要死光了,他们死以后,接替他们的就只有巴蜀本土上的地方性人才,这些人是生在汉朝解体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巴蜀,也没有见过巴蜀以外的东西,对古老的汉朝没有任何感觉,以为成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些人有没有能力北伐还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恐怕根本就不会有足够的认同来复兴汉室。

诸葛亮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伐固然很难成功,但是还有一线希望,错过了这一线希望,等到三十年以后,老一辈人死去,那他们都会变成台独分子了,也就是说变成蜀独分子了,他们会像以前的先辈拥护公孙述独立一样。公孙述也不是巴蜀本地人,但是当时的郡县制度还不彻底,郡守虽然是中央调来的外地人,但是郡守周围的幕僚还都是本郡的人,这些本郡的人撺掇着公孙述,支持他搞了独立。诸葛亮如果长期不北伐,等他周围的老臣老将都死后,他自己也死了,新一代的人必然会跟着谯周这样的人走,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本土派势力,必然会把巴蜀和平演变成为一个独立势力,把汉室的旗号丢到一边去。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算是白做的,所以只要有0.001%的可能性,他都一定要北伐,因为再微弱的、细若游丝的这一点可能性也比完全没有可能性要好。

东吴那是另外一回事。孙氏和陆氏这样的联合政权是一个地方武力和地方土豪的联盟,他们本来就没有资格继承汉室的衣钵,称帝也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在蜀汉和曹魏相比之下矮人一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所以它没有北伐中原这个负担,它只要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基本盘就不错了。它所要求的东西跟诸葛亮所要求的东西完全不同,所以自然而然地不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双方的路径一开始就是有差异的。

问:史学界基本认为吴国和蜀国内部各自都有三股势力的博弈,在吴国是淮泗集团、流寓士族和江东豪族,在蜀国是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请问吴蜀两国内部的博弈结构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气运有何影响?
刘仲敬:蜀国是荆州集团占了上风,荆州集团则是东汉末年在刘表的保护之下新兴的那批从学术传统上来讲比较偏向古文学、讨厌西汉以来的那种过于繁琐的治经方法、倾向于化繁就简、预示着以后魏晋学风发展的荆州学派的人。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是很强的,因此国际性比较强——当时所谓的“国际”就是跨州,当时的跨州跟现在的跨国也是差不了多少的——土豪性比较弱,所以他们大批进入巴蜀,对于维持巴蜀的正统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巴蜀传统的士人本来就是华夏性非常弱,他们即使是在表面上接触了儒学,其作风仍然跟齐鲁的儒学相差甚远。但正因为如此,巴蜀政权是没有办法巩固的。它的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不仅是高度隔离的,而且是强烈对立的,谯周的政治选择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巴蜀是一个巫术文化极其发达的地方,它的儒学沾染了很强烈的巫术色彩。古文学取代今文学,实际上在儒学传统内部是一个合理主义上升、巫术传统下降的过程。而巴蜀的儒学传统则是巫术性质特别强的,特别喜欢搞预言、先知这一类东西。在巴蜀的政权覆灭以前很久,他们就有很多著名的大儒——其实是大巫——在预言刘备父子政权的行将灭亡,这个当然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了土著对外来政权的不满。

东吴的政权就是吴越殖民地豪族武力的政权。其他的两个集团都是不太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殖民者领袖的那个土豪集团。其他的两个集团想要站住脚,也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和依附这个集团。这个集团维持到王谢东渡以后跟侨姓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东吴时期则是他们打基础的基本时期。后来六朝能够站住脚,也是因为这个集团在六朝开始以前就已经有所经营。他们的特点是儒学色彩更加淡薄。他们不像荆州学派那样是儒学的合理主义的发展者,他们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国际性最少,对洛阳朝廷的正统主义不大关心,对巫术意义上的宇宙整体主义也不大关心,他们是一帮视野比较狭隘的人。但是正因为视野比较狭隘,专心经营地方,所以他们维持的时间最长,保留的传统最深厚。

巴蜀基本上没有经受住大洪水,被轻而易举地摧垮了。原先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基本上荡然无存,除了山地以外,平原的居民差不多都已经死完了。但东吴的人口结构是延续的,没有被东吴征服的山越人集团和其他蛮族集团在六朝时期仍然继续延续,有很多人的后裔——被描写成为长得跟猴子差不多的这些蛮族后裔,在唐朝中后期仍然发挥作用。组成东吴政权核心的那些土豪集团在东晋和南朝变成了在野党,但是它们的传统仍然一直顽强地保留下来了。王谢东迁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开它们的核心区,王导所做的这些事情差不多就是一个内部的外交家所做的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它们的实力。它们自身的延续性得到了保证,同时跟它们作对的两种敌人,内部的土著山越——相当于印第安人——和后来东部的王谢豪门的延续性也得到了保障。就渡过大洪水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它们是成功者,而蜀国则是失败者。

它们成功的原因部分的要归功于它们自己的地方主义和对军事传统的坚持,以及对国际主义和上层文化的轻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处的阶级结构和种族结构更复杂一些。蜀国实行的一种类似曹公的法家政权,也就是说,它在自称继承东汉帝国法统的时候,也继承了那种大一统吏治国家的传统,阶级和种族的割裂性比较少,它像一个一马平川的平原。而东部社会的割裂性非常之强,种族的割裂性又加强了阶级的割裂性,它是一个破碎的社会,像后来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一样破碎。正因为破碎,所以它的水密舱比较多,很难有某一个集团单独灭亡,而各个集团的稳定又发挥了相互支持的作用。尽管这些集团在政治上是敌人,但是可能正因为它们互为敌人,是相互嫉妒和竞争的小集团,所以它们内部的传统才能维持得比较强,不容易被突然的洪水一下子扫平。

总的说来这里面的历史教训就是:知识分子是最脆弱的,国际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是所有知识分子当中最脆弱的,理性主义会增加你脆弱的程度;地方主义是个好东西,军事传统是个好东西,破碎和割裂的社会比平坦而流动性大的社会更有稳定性。单纯的阶级结构,如果在文化上讲是易于流动的,脆弱性就要大于那些阶级结构和文化碎片相互支持的社会。后者更像是一个立体镶嵌结构,前者则像一个分层的蛋糕那样。立体镶嵌结构的稳定性比分层的蛋糕要大得多,但分层的蛋糕又比后来到宋朝以后才出现的那种纯粹的散沙社会的稳定性要更大一些。

问:周瑜是属于哪种人格类型与气质特征?周瑜若非早逝,他是会谨守土豪德性,辅弼孙氏经营一个化育江淮楚越的吴国呢,还是会走诸葛亮那种法吏型政治家的路线,不仅要兼并巴蜀而且觊觎河洛,谋求大一统帝国? 【《三国志》: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刘仲敬:周瑜没有选择余地。他的家族一直到东晋仍然是土豪的主要代理人,是对抗北方王谢世家的江东本土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无论他本人的性格和能力是怎样的,他的家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已经注定了他只能够支持江东本土势力。他想要取蜀,当然是看中了刘焉、刘璋父子本身是外来性质,跟公孙述时代留下的巴蜀土豪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想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但是利用完了以后,他不可能长期离开自己的政治基地,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他也就是后来陆逊那种人。

问:为什么孙权一度把军政中心迁到武昌又迁回建业?假如孙权待在武昌不走,从此奠定鄂州的地缘根基,则后续几百年里,刚健犹存的吴越文明应该不至于被锁定在帝畿的辐射下急剧衰老,而荆楚文明是否也可稍稍借势复苏,那么三国及其以后的历史会不会演化出不同的局面?
刘仲敬:武昌在当时是一座人为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昌和汉口是在明朝中期以后才变成贸易中心的,东汉时期武昌是根本不存在的。荆州的核心地区是南阳,连襄阳都算不上。襄阳变成核心,还是刘表时代的事情。从西汉后期到整个东汉,到三国时期,荆州的名门世家大多数都位于南阳,顶多是襄阳,那里才是儒学的真正中心。它最后落到了曹公的手里面。所以吴蜀两国占领了南部荆州,虽然在地图上画得很大,但却是军事作用多于经济和文化作用的。武昌是一个从地平线上拔起来的城市,也就是说它像圣彼得堡一样,没有彼得大帝就没有圣彼得堡。在孙权建设武昌以前,武昌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军事要塞。把一个军事要塞变成新都,表现了孙权和他的政府建立绝对君主国的企图。一个自然发展的城市必然有它相应的社会基础,一个人为的拔地而起的城市如果能够维持得住的话,本身就是君主权力加强、可以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于全社会之上的一个明确证据。但是孙权没有坚持得很久,而诸葛恪仅仅是尝试了一下就在政变中失败了,这就从反面说明吴国的君权没有像它的君主所指望的那么强大。

吴国消灭关羽以后得到的这个荆州实际上是被分成了两块。一部分,按照明清以后的说法,就等于是土司领地,是各部族酋长的羁縻之治。孙吴跟蜀汉和曹魏相比,更乐意给这些蛮族以较多的自治权,这跟它本身的豪族性质相当有关系。第二部分是由几个边镇都督——包括陆氏——所组成的、由私家军队构成的方镇。这些方镇跟孙氏的统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大体上来讲可以看成是一个阶级集团,但是他们跟王室的关系仍然不像是蜀汉王室和他的大臣之间的关系那样尊卑鲜明,也就是说,孙氏这个君主并不大符合汉晋法统所要求的那种君臣关系,而是比较像是众多豪族联盟的一个领袖。六郡——也就是东吴核心地带的豪族,相对而言还不像是荆州前线地区的豪族的殖民色彩那样强。孙吴在后期——也就是说孙权年老以后,以及孙权以后的几个君主——边界锁定以后,就丧失了获得更多人口的希望。对于他来说,淮南的人口投奔孙家是他最后一次重大的人口补充。以后呢,掳掠山越或者是远征台湾,大多数时候要么是得不偿失的,要么就是所得满足不了他的欲望。

荆州这块地方在三分以后,上层阶级大部分归了曹魏或者入蜀以后,剩下的地方就给他提供了大量可以开垦的土地,所以荆州故地上的都督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豪族的殖民统治,用他们的部曲做他们的士兵的基础,平时的时候主要是在开垦土地,亦军亦民。这样的体制对于劳动者来说等于是承担了双重负担,生活得应该是比以前或者以后的同类农民要更加困难。但是对于他们的领袖、统治这些部曲的世家来说,他们掌握了相当大的力量,在君主面前不必太低头。像陆逊所拥有的那些部曲就是相当有战斗力的,在夷陵战役中就表现得很清楚。所以孙权大概是在迁到武昌以后发现,他虽然摆脱了江东六郡的豪族,但是在这些荆湘的边镇豪族面前仍然是得不到自由的,所以这样的迁徙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他还不如回去好。

荆州,尤其是南阳,在东汉是一个特殊的核心地区,有点像是苏州在明清那个位置,所以三国都要争荆州。最后把荆州给瓜分成三份,一人得到了一份。结果荆州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在这个分割的过程中间严重流失,三国后期的荆州反而变成一个没有精英阶级的地方。所以孙权即使在武昌坚持下去了,也不大可能在荆州建立一个独立体系。荆州的问题在于,它的上层阶级基本上跟豪族是分离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来推行文治主义。对于这样的目的来说,曹魏其实是最适合的,蜀汉自居为君统的继承人也还是勉强,孙吴是最不适合的。经过孙吴的统治以后,等到西晋重新统一的时候,益州和荆州都缺少稳定的上层阶级,所以变成了流民军混战的地方。一方面是氐羌蛮族阑入巴蜀,另一方面是巴蜀流民又阑入荆州,对荆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果荆州本地的豪族还像刘表时代那样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让刘表只带着几个极少的侍卫进入荆州,说服了那些大族以后就能实行有效统治的话,那么这些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三国时期的荆州是一个土豪流失的时期,它不但不具备通过土豪构建政治实体的机会,而且相对于东汉后期,这个机会反而是更小了。而扬州的情况就不一样,扬州在孙氏统治时期是一个土豪成长的时期,为后来的六朝打下了基础。

问:假如曹操在关东勤王时死于汴水之战,且假定不再出现类似曹操的人,则关东士族必无力整合黄河流域,更不必说西晋那样的大一统帝国,请问东亚的格局将如何演化?长安的关西凉州集团是会挟汉帝而自居幕府,还是会废汉建国?袁绍会丢弃汉朝法统而称帝吗,袁氏家族的德性能够支撑多大的版图?刘表会继续在关西和关东之间骑墙吗?公孙氏能否从此奠定辽东单元的地缘政治根基?孙坚的集团是否会把势力伸展到淮河以北,与袁氏争衡?
刘仲敬:曹操集团的形成是有点偶然的,很大程度上依靠曹公个人的能力。如果他自己是一个能力还不如袁绍的人的话,那么就不用他战死了,他的集团自然会瓦解或者失败。东汉末年的正常情况应该是越过曹魏、直接进入西晋那种格局。从政治角度来讲,司马家族其实就是袁绍家族的一个翻版,他们之间的关系跟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东汉末年那些儒学士族的政治代理人,而曹操却不是。曹操凭他的个人能力和一系列地理上的和政治上的阴差阳错把握了机会,于是暂时地实现了一种具有强烈名法色彩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跟东汉以来儒家大族发展的基本趋势不合,所以注定是一个短命政权,最终还是被司马氏颠覆了。

司马氏的统治等于就是实现了袁绍和关东各大族未尽的理想。唯一的差别就是,关东各大家族当时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残余的儒家理想主义,他们即使在底下斗得很厉害,表面上和形式上还是希望为汉朝开创第三个盛世,开创西汉、东汉以后的第三个汉朝。如果他们在没有曹公的情况下围攻董卓而且胜利了,那么格局在基本接近于西晋的情况下,会拥戴一个汉室宗亲建立第三个汉朝。这个朝廷在各路诸侯互不相下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类似八王之乱的混战,但是那时候蛮族阑入的程度还没有西晋初年那么严重,而地方大族的武力还比西晋初年的时候要稍微好一点,所以情况就不会像是永嘉之乱那么严重。

但另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个没有曹公的关东各大族打不动董卓,然后董卓会撤回关陇去,关东各大家族像是曹公后来面对的那样各自割据,占领各郡,形成无数分立的政权。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类似袁绍、刘表那样的角色,以地方豪族为依据,所以扩张欲望不大强,不大希望或者是不大能够越过自己的地方门第支持者的这个圈子到外地去扩张。而当时跟宋明以后的情况不一样,社会散沙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像黄巾那样的流贼、教派不大能够形成后来那种破坏型的流寇集团,也就是说张献忠化的程度比较低。即使张鲁这样本来是属于民间宗教集团的人,最后也地方化、豪族化,变成汉中的割据势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出身流贼和教派的割据势力最初虽然受到出身士大夫和名门的割据势力的歧视,但是最终他们多半也会像张鲁那样变成割据一方的豪强。至于本来就出身于士大夫的、非常正统、基础非常强的刘表袁绍这种人,他们的基础当然是更加不可动摇。

这样的集团虽然也会不断相互斗争,但是相互斗争的结果很可能不能更动边界,至少是不能大幅度地更动边界,结果就会使割据的边界逐渐稳固下来,形成长期封建化的格局。这样做倒是很有可能开创出一个二级封建化的局面,至少会比较接近于拜占庭和奥斯曼的封建体制。也许这样下去,部分诸侯会接纳蛮族的因素,部分诸侯会接纳流寇和民间宗教的因素,会形成一种比较多样化的、长期的多国体系。这样的体系会比较接近于日本战国时代以前那种体系。袁氏自己的家臣可能会产生出附属的封建体系,在并州跟胡人又会形成新的依附体系。


公孙氏幸存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跟当地的儒家大族已经根本就是闹翻了。他依靠他自己的武力集团,把当地的世家大族、非常正统的集团给推翻了。所以即使袁绍不来打他,他的势力也会一点一点地融化消失。孙氏如果反攻淮南的话,那基本上是在逆反歧视链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深入江东。淮南是比较接近于秩序中心的地方。袁术虽然不行,但是其他各路诸侯前来接管或者合纵连横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孙氏如果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大概是走不通的。袁绍的家族是儒学名门,而且是勤王的领袖。他可能会想把汉献帝或者其他什么宗室当作领袖来运用,说不定在没有出现曹操的情况下,他也许有朝一日突然想通了以后会迎立汉朝的某一个宗亲或者是请汉献帝到河北来,但至少在他这一代是不可能直接篡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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