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目前显示的是 七月, 2017的博文

刘仲敬:野草与花园

刘仲敬:野草与花园
十二世纪的普通法和沙里亚分享了许多共同点,比两者和罗马法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原因与其说是诺曼人从东方引进了教法学家的成就,不如说是因为习惯法的造法机制天然趋同,像水族的身体趋向流线型一样,不一定需要共同的起源。例如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习惯法,也跟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分享了类似的特征。
判例原则、共议原则、模拟原则,都是习惯法共通的特征。共通之处在于路径积分式的造法机制,不在于具体的判例和法条。后者如果相同,倒是共同起源或传播引进的证据。例如普通法的信托公司制度,引进了沙里亚和瓦克夫;土耳其和伊朗的民法,引进了法兰西和天主教瑞士的罗马法。
现代穆斯林小区的沙里亚法学家,根据变化环境造法的方式,跟中世纪日耳曼长老和近代盎格鲁法官非常相似,拿破仑和凯末尔的继承者反倒更多地体现了查士丁尼的真正精神。开明进步的世俗穆斯林统治者不可能消灭看似落后的沙里亚,原因就在这里。美男子菲利浦和他的罗马法专家消灭不了英国人的习惯法,原因相同。
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生在中世纪,一定会像憎恶沙里亚一样憎恶原始野蛮的普通法;如果生在近代,一定会像厌恶伊斯兰主义一样厌恶诺克斯及其门徒。习惯法是野草,优势不在于精良的成品,而在于大量的试验创新和残酷的淘汰筛选,因此在长时段总是胜利者,但知识分子在演化现场,只会看到大多数废品和爪牙见血的残酷。
知识分子反对习惯法和蛮族性的理由,其实跟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一模一样。他们理想的世界只有美丽的蝴蝶,没有丑陋的毛毛虫。他们擅长把现存的蝴蝶做成优质的标本,却会灭绝产生未来少数蝴蝶的大批毛毛虫。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掌权以后,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会就会盛极而衰。
如果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怎样最好地利用现存的知识,知识分子就是最好的统治者,拿破仑和社会主义就比习惯法和资本主义好,花园必将征服野草。如果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比开发现存知识的有效性重要,答案就会完全相反。前一个世界没有上帝的位置,或者说路易十四和知识分子争夺上帝的位置。后一个世界如果排除了上帝,就得不出任何解释力高于疯人院病历纪录的体系。

达尔文和丁尼生看到大自然的残酷,所以怀疑仁慈的上帝。上帝如果仁慈,世界不应该这样。我是因为看到同样的大自然,所以无法否定从混乱和非理性当中产生秩序和理性的上帝。上帝如果不存在,秩序和理性无法自己产生自己。经济学家把复杂系统称为混乱,因为他们依赖精密的数学模型;生物学家把…

刘仲敬:费拉研究

刘仲敬:费拉研究
健全常识和考据学的差别,可以用以下的例子说明。如果韩国人或满洲人或任何人杀了三十万,费拉还会骂他们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费拉会说,难道罗马人没有杀耶路撒冷人吗?我们亚洲人之间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指手划脚。你去看我们刚拍的《英雄》吧,这叫护国护民。这些都没有发生,说明故事是假的。
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分钟,考据至少要查几星期的数据。论精确度,前者只比后者差百分之十到十五。如果企业家能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九十以上,售价只需要降低百分之十五,他会拒绝吗?当然不会。健全常识的健全二字,就体现在性价比上,不计成本地提高精确度,对大多数人并不划算。
根据以上的理论,日本人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费拉的纠缠。他们只要当真杀三十万,根据邓小平的代数学,就能耳根清静三十年。然后英国人看到纪录,会认为肯定是笔误,把三百thousands的thousands删掉,最后变成杀了三百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就是这样层累形成的。
我小时候不懂事,相信实证主义和追求真相,非常努力地给自己过不去,发现所谓南京大屠杀,跟Chinese百分之九十二点八的历史一样,不仅纯属扯淡,而且不是随机错误,而是刑法所谓诬告陷害罪,主观恶意极其露骨的黑白颠倒,渐渐产生了一种斯大林式的想法。
话说斯大林同志有一次亲切接见气象学家,问他一星期能准确预测几天下雨。气象学家回答说,两天。斯大林同志慈祥地回答说,气象学家同志,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预测颠倒一下呢?这样不就可以准确预测五天了么?
我最后发现,这种方法性价比很高。如果Chinese说什么,你不动大脑地从反面理解,准确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比知识分子的平均水平高出三倍不止。
我最后发现自己走了很大的弯路,因为所有文盲老太婆都知道这一招。知识分子称之为因人废言,其实是降低甄别成本的最廉价方式。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证,相当于每天都去参加陪审团,烦不烦。
健全常识就是要先看人,是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如果你确定信息来自费拉,剩下的事情就非常好办。费拉的行为模式,有规律可循。首先,费拉是谁都惹不起的。其次,费拉从来不能指望公正的待遇。最后,费拉相信自己的话语价值为零。
如果费拉气势汹汹地骂谁,此人廉价九成是老好人。因为费拉只要怀疑对方可能还手,就肯定不敢声张。大多数人和动物都是优先接受提现态度的信息,而不是体现内容的信息。气势汹汹地叫别人老爷,比温柔婉约地叫别人坏蛋危险多了。大多数一般程度的好人…

数卷残编:两种美国外交

数卷残编:两种美国外交
克林顿是美国左翼精英的嫡系继承人,她的外交政策流淌着罗斯福的血脉。美国从海上瑞士变成世界罗马,民主党的贡献比共和党更大。民主党的外交哲学是预防性的集体安全机制,用可控的警察行动消灭不可控的战争。在世界各国秩序输出能力不均等的情况下,克林顿倡导的预防性集体安全哲学要求世界帝国和世界警察的时刻在场。北约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集大成者,有效地完成了将热战变成冷战的使命。克林顿从未掩饰她的目标,建立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安全体系。该四国安全机制在新「凉战」当中扮演的角色,精确相当于北约在冷战当中。挑战者在这样的体系当中,找不到短期奖励或死亡陷阱的诱惑。美国的合作者在集体安全体系当中,没有恢复行动自由的机会。

川普的外交哲学是美国优先,但无孤立主义的内涵。他要求万国为罗马的保护买单,不要继续搭美国子弟兵的便车。谁愿意自己保卫自己,就应该鼓励、而非限制他们。川普的美国优先体系如果有充分的时间磨合,也会达到新的平衡点,然而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众多模糊地带。美国秩序的合作者扮演独当一面的角色,机会甚大。美国秩序的挑战者舍不得错过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和薄弱环节,可能性更大。1930年代的游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以交换角色的方式重演,但由于世界警察的单方面优势,任何危机都会在全面升级以前,造成美国秩序强化的必要性。这样造成的结果,会比集体安全机制更加赤裸地体现西泽主义的风格。

数卷残编:阶级与性别

数卷残编:阶级与性别
性别和阶级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所谓一决雌雄。满洲在吴越面前,一直是男性形象,可是在日本面前,就变成楚楚可怜满洲娘了。辫子本来是男性象征,遇上俄罗斯人,哥萨克就说衣服都要绣花,第一眼看上去简直是女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打仗,觉得意大利人像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玩小聪明。
英国人和德国人对所有拉丁人的看法,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看意大利人一模一样。罗马人对希腊人,希腊人对波斯人,河中人对印度人,突厥人对埃及人,所有西方人对所有东方人,所有蛮族对所有顺民,都是这种看法。
阿敏撤军的时候,明人自己承认,不是我们打跑的,是满洲人自己厌倦了,如果不是永平遵化的官绅,男请为臣女请为妾地拖赖,人家早就走了。盛京宫廷内部一直是贰臣像今天流亡美国的民主派一样,鼓动蛮族入关。真蛮族的想法是打赢了就带上战利品回家,不能让皇帝得到太多降虏而坐大。这个想法,跟川普反对全球化和中国奴工颇有相似之处。
亚力山大的贵族强迫他撤军,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你在老家只是酋长联席会议主席,到了东方就会变成专制君主,我们这些贵族可不愿意跟降虏平起平坐。皇太极是政治家,想搞檀渊之盟,开放口岸贸易,并不想做南朝皇帝,而且明确地害怕变成金章宗。李自成入京,是满洲人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多尔衮最初也是也是克林顿的想法,看在人道主义份上临时拉你一把,以后看情况发展,结果就陷在里面,搞成债转股了。

数卷残编: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

数卷残编: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
政教分离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最完善的政教分离理论就是美国国会和美国宪法,但是美国恰好就是西方国家中间宗教性格最强的国家,它跟欧洲比起来就很清楚,欧洲都是世俗人文主义较多的,而美国是虔信宗教的美国,所以我们信赖上帝,要祈求引导,在欧洲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发挥了许多强烈的影响,在欧洲也是看不到的。
要说现代国家有政教分离现象这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现代国家的定义放大一点,放大成为不仅包括政治,而且包括社会的共同体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现代西方的社会是由教会建立起来的,或者说至少是使用了教会的模板而建立起来的。然后通过去神权化的方式建立起世俗国家。这就好像是你在地上先打了个地基,然后在地基上面盖了个房子一样。你不能因为房子的存在就否认地基的存在,也不能因为上面有树干就否认有树根存在。这很明显,社会是基督教的社会,然后基督教的社会之上,通过去神权化,建立了现在的世俗国家。
在基督教文化圈子之外,如果你仅仅移植世俗国家这个体制,就会发生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如果你从世俗人文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那么17世纪朴茨茅斯那些清教徒的狂热性质恐怕跟伊朗伊斯兰革命或者塔利班的狂热性质相去无几了。在他们那都是一样的,通奸是犯法的,尽管按照任何世俗法律这都是私人事务,通奸是犯法的、喝醉酒是犯法的、在家里面手淫是犯法的——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器具,就是安装了这个器具之后可以有效地防止你继续犯罪,就是说你睡着了也不会手淫。这种做法可能现在伊朗人都搞不出来了。任何现代人回到朴茨茅斯去恐怕都会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而且神权政治是专制。
但有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基于政治的专制和基于社会风俗的专制是两码事。五四青年和中国近代传统对于这两种专制是一直分不清楚的。所谓政治上的专制,如果按照政治专制的角度来看,朴茨茅斯的共和国它不是个专制国家,它的长老不管多么跋扈,掌握的政治权力是非常有限的,监督会和选民也好,它的司法机构独立性是很强的,能够有效地约束长老的滥权行动。但是社会风俗的专制是很强的,社会偏见是很强的,如果你做了不符合清教徒道德观念的事情,那就像《红字》那本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你真是活在地球上人类都不理你就像贱民一样(Homo sacer),即使没有法律制裁你,你都会混不下去,只有灰溜溜地滚出去。像路易十四的法兰西那么专制的国家,尽管在政治…

数卷残编:宋史四问

数卷残编:宋史四问
问:“唐宋之变”是百年来东亚史学界的一大热点,但我在读了您的文章之后,觉得,除了有少数日本史家从贵族结构衰变的角度触及了部分要害,国内史界大都没有进入到这段历史的本质层面,不太有兴趣探讨基础共同体的演化态势,他们似乎只关注经济革命、政体嬗变这些浮在面上的运动,以至于认为“唐宋之变”是一次近代化大转型,甚至连陈寅恪都说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话——那么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所谓“唐宋之变”在后秦政时代的历史意义呢? 刘仲敬:科举取代门阀,是门阀取代贵族以后社会散沙化的进一步进程。科举产生出来的士大夫主要依靠教育,比起原先只是部分依靠教育的门阀来说乡土性更差,更加强调个人才干和个人努力,很明显,原子化的程度比起过去的贵族和门阀又进一步衰退了。现在的人觉得士大夫好像还有可取之处,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来了以后,原子化进入它最极端的阶段,以至于过去宋明那种地主士绅看上去好像多多少少也能发挥一点保护乡土的作用,其实他们保护乡土的作用顶多像是一层草皮。而门阀呢,可以说是介于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一种状态。如果是你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话,那么项羽所代表的封建贵族衰亡以后,东亚社会后来产生出来的这些精英其实都是没有贵族资格的,包括门阀在内,比门阀还不如的士大夫阶级那就只能是更加差劲儿。但是就是因为东亚社会脆弱程度比起伊斯兰社会、欧洲社会那些都要大得多,所以你只有矮子里面拔将军,像是做约翰逊博士不屑一顾的事情,在跳蚤和臭虫当中选出大的来,勉勉强强把门阀和士绅这两个品种选出来,作为秦政以后东亚社会的两个核心。尽管这两个核心仍然是维持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它们都给忽略掉,你简直就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了。
问:既然宋本身也是内亚军事兄弟会的后代,而且掌控的东亚财富多于鲜卑帝国,为何在动员内亚军事资源方面远不如鲜卑人?主要是本身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契丹和党项的截流作用令输入线有了根本改变? 刘仲敬:杨家将就是宋代最后的内亚资源了。但杨家将的下场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首先是杨家将自己想要尽快地洗脱自己的蛮族身份,让自己的后代变成士大夫,放弃自己的军事职能。二是宋朝立国以后,所谓的重文轻武,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唐朝中后期以来、安史之乱以后那些士大夫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们之所以搞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你们皇室不应该搞黩武主义,不应该引用内亚蛮族,如果你们不这么干的话,也就不会…

数卷残编:野蛮之力

数卷残编:野蛮之力
《诗经》的世界绝不是华夏的全部,更不是民间或底层,而是有教养的国际主义上流人士价值观。底层有更野蛮、原始、黑暗的力量,时时浮出水面,引起孔子阶级兄弟的反感。伊川野祭的故事告诉我们,礼乐文明的规训其实非常脆弱。郑卫之声之所以“淫”,原因肯定不是后世附会的私情题材,《诗经》充满了这类歌谣。“缺乏节制”的解释本身就浸淫周礼式的节制,巧妙地回避了说明“哪方面太过分”的必要。也就是说,问题内容属于这一类:即使谴责都会造成恶性示范的效果,只有不提才能消除坏影响。希腊密仪、酒神祭都是释放本能的野蛮仪式,在迷狂中撕裂野兽、吞吃生肉,甚至同样地对待人牲。萨满密仪召唤野兽精灵附体,行径同样怪诞、邪恶、血腥。桑间、濮上恰好就是类似希腊萨提尔、西伯利亚邪灵出没的场所,最适合厌恶外来文明的土著举行祖先的密仪。只有布尔乔亚的大学师生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这里像未名湖和珞珈山一样,天然就是周朝小资谈情说爱的圣地。

民间的祭祀并不都是淫祠,家祭和社祭都属于礼乐文明能够规训和吸收的类型,构成地方性知识的蓄水池。国人的家祭和土著的家祭都是祖先崇拜,只是前者的谨饬肃穆更多体体现了贵族文化的自尊而已。社祭是乡人维系共同体的活动,通常以祈请风调雨顺为目的。乡人的概念就是平民放弃政治义务的产物,在殷商时代还不存在。远古的丰产仪式也需要血祭,但到周初已经越来越文明。诸侯允许“社”发展为有机共同体,构成下层国人和野人的文化联接点。周初,野人所居称遂不称乡。也就是说,族群差异仍然大于阶级差异。然而,春秋初年的国野之别已经变成了阶级差序的一部分。贵族阶级消失后,家祭和社祭遍及全民,余波延及两汉,构成大宗族重建的立足点。家祭程序简易,逐渐构成贵族文化的模仿和过渡。社祭粗鄙的功利主义有利于糅合来源不同的地方神谱,创造想象的地方共同体。礼乐文化灭亡后,这些散漫的民间组织实际上发挥了保存原始丰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