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卷残编:野蛮之力

数卷残编:野蛮之力

《诗经》的世界绝不是华夏的全部,更不是民间或底层,而是有教养的国际主义上流人士价值观。底层有更野蛮、原始、黑暗的力量,时时浮出水面,引起孔子阶级兄弟的反感。伊川野祭的故事告诉我们,礼乐文明的规训其实非常脆弱。郑卫之声之所以“淫”,原因肯定不是后世附会的私情题材,《诗经》充满了这类歌谣。“缺乏节制”的解释本身就浸淫周礼式的节制,巧妙地回避了说明“哪方面太过分”的必要。也就是说,问题内容属于这一类:即使谴责都会造成恶性示范的效果,只有不提才能消除坏影响。希腊密仪、酒神祭都是释放本能的野蛮仪式,在迷狂中撕裂野兽、吞吃生肉,甚至同样地对待人牲。萨满密仪召唤野兽精灵附体,行径同样怪诞、邪恶、血腥。桑间、濮上恰好就是类似希腊萨提尔、西伯利亚邪灵出没的场所,最适合厌恶外来文明的土著举行祖先的密仪。只有布尔乔亚的大学师生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这里像未名湖和珞珈山一样,天然就是周朝小资谈情说爱的圣地。


民间的祭祀并不都是淫祠,家祭和社祭都属于礼乐文明能够规训和吸收的类型,构成地方性知识的蓄水池。国人的家祭和土著的家祭都是祖先崇拜,只是前者的谨饬肃穆更多体体现了贵族文化的自尊而已。社祭是乡人维系共同体的活动,通常以祈请风调雨顺为目的。乡人的概念就是平民放弃政治义务的产物,在殷商时代还不存在。远古的丰产仪式也需要血祭,但到周初已经越来越文明。诸侯允许“社”发展为有机共同体,构成下层国人和野人的文化联接点。周初,野人所居称遂不称乡。也就是说,族群差异仍然大于阶级差异。然而,春秋初年的国野之别已经变成了阶级差序的一部分。贵族阶级消失后,家祭和社祭遍及全民,余波延及两汉,构成大宗族重建的立足点。家祭程序简易,逐渐构成贵族文化的模仿和过渡。社祭粗鄙的功利主义有利于糅合来源不同的地方神谱,创造想象的地方共同体。礼乐文化灭亡后,这些散漫的民间组织实际上发挥了保存原始丰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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