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野草与花园

刘仲敬:野草与花园

十二世纪的普通法和沙里亚分享了许多共同点,比两者和罗马法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原因与其说是诺曼人从东方引进了教法学家的成就,不如说是因为习惯法的造法机制天然趋同,像水族的身体趋向流线型一样,不一定需要共同的起源。例如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习惯法,也跟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分享了类似的特征。

判例原则、共议原则、模拟原则,都是习惯法共通的特征。共通之处在于路径积分式的造法机制,不在于具体的判例和法条。后者如果相同,倒是共同起源或传播引进的证据。例如普通法的信托公司制度,引进了沙里亚和瓦克夫;土耳其和伊朗的民法,引进了法兰西和天主教瑞士的罗马法。

现代穆斯林小区的沙里亚法学家,根据变化环境造法的方式,跟中世纪日耳曼长老和近代盎格鲁法官非常相似,拿破仑和凯末尔的继承者反倒更多地体现了查士丁尼的真正精神。开明进步的世俗穆斯林统治者不可能消灭看似落后的沙里亚,原因就在这里。美男子菲利浦和他的罗马法专家消灭不了英国人的习惯法,原因相同。

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生在中世纪,一定会像憎恶沙里亚一样憎恶原始野蛮的普通法;如果生在近代,一定会像厌恶伊斯兰主义一样厌恶诺克斯及其门徒。习惯法是野草,优势不在于精良的成品,而在于大量的试验创新和残酷的淘汰筛选,因此在长时段总是胜利者,但知识分子在演化现场,只会看到大多数废品和爪牙见血的残酷。

知识分子反对习惯法和蛮族性的理由,其实跟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一模一样。他们理想的世界只有美丽的蝴蝶,没有丑陋的毛毛虫。他们擅长把现存的蝴蝶做成优质的标本,却会灭绝产生未来少数蝴蝶的大批毛毛虫。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掌权以后,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会就会盛极而衰。

如果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怎样最好地利用现存的知识,知识分子就是最好的统治者,拿破仑和社会主义就比习惯法和资本主义好,花园必将征服野草。如果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比开发现存知识的有效性重要,答案就会完全相反。前一个世界没有上帝的位置,或者说路易十四和知识分子争夺上帝的位置。后一个世界如果排除了上帝,就得不出任何解释力高于疯人院病历纪录的体系。


达尔文和丁尼生看到大自然的残酷,所以怀疑仁慈的上帝。上帝如果仁慈,世界不应该这样。我是因为看到同样的大自然,所以无法否定从混乱和非理性当中产生秩序和理性的上帝。上帝如果不存在,秩序和理性无法自己产生自己。经济学家把复杂系统称为混乱,因为他们依赖精密的数学模型;生物学家把同样的复杂系统称为秩序,因为他们只有描述性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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