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卷残编:宋史四问

数卷残编:宋史四问

问:“唐宋之变”是百年来东亚史学界的一大热点,但我在读了您的文章之后,觉得,除了有少数日本史家从贵族结构衰变的角度触及了部分要害,国内史界大都没有进入到这段历史的本质层面,不太有兴趣探讨基础共同体的演化态势,他们似乎只关注经济革命、政体嬗变这些浮在面上的运动,以至于认为“唐宋之变”是一次近代化大转型,甚至连陈寅恪都说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话——那么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所谓“唐宋之变”在后秦政时代的历史意义呢?
刘仲敬:科举取代门阀,是门阀取代贵族以后社会散沙化的进一步进程。科举产生出来的士大夫主要依靠教育,比起原先只是部分依靠教育的门阀来说乡土性更差,更加强调个人才干和个人努力,很明显,原子化的程度比起过去的贵族和门阀又进一步衰退了。现在的人觉得士大夫好像还有可取之处,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来了以后,原子化进入它最极端的阶段,以至于过去宋明那种地主士绅看上去好像多多少少也能发挥一点保护乡土的作用,其实他们保护乡土的作用顶多像是一层草皮。而门阀呢,可以说是介于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一种状态。如果是你把视野放大一点,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话,那么项羽所代表的封建贵族衰亡以后,东亚社会后来产生出来的这些精英其实都是没有贵族资格的,包括门阀在内,比门阀还不如的士大夫阶级那就只能是更加差劲儿。但是就是因为东亚社会脆弱程度比起伊斯兰社会、欧洲社会那些都要大得多,所以你只有矮子里面拔将军,像是做约翰逊博士不屑一顾的事情,在跳蚤和臭虫当中选出大的来,勉勉强强把门阀和士绅这两个品种选出来,作为秦政以后东亚社会的两个核心。尽管这两个核心仍然是维持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趋势,但是如果把它们都给忽略掉,你简直就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了。

问:既然宋本身也是内亚军事兄弟会的后代,而且掌控的东亚财富多于鲜卑帝国,为何在动员内亚军事资源方面远不如鲜卑人?主要是本身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契丹和党项的截流作用令输入线有了根本改变?
刘仲敬:杨家将就是宋代最后的内亚资源了。但杨家将的下场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首先是杨家将自己想要尽快地洗脱自己的蛮族身份,让自己的后代变成士大夫,放弃自己的军事职能。二是宋朝立国以后,所谓的重文轻武,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唐朝中后期以来、安史之乱以后那些士大夫一贯的立场,就是,我们之所以搞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你们皇室不应该搞黩武主义,不应该引用内亚蛮族,如果你们不这么干的话,也就不会有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他们当时没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到宋朝中叶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杨家将后人弃武求文其实就是这个现象的体现。这个现象是双方合作的,归化的蛮族越来越不愿意打仗,而士大夫阶级也不愿意让他们打仗。当时,从中亚人的角度看,桃花石就是指的喀喇汗国,中国就是指的契丹,局促南方的宋朝在他们眼里面一点存在感也没有,在波斯人世界的地图上宋朝是个不存在的东西,他们心中的中国也就是契丹。而主要的贸易线,不用说,你从王延德出使西域的那个路径就可以看得出来,宋人要想北上,那么必须经过西夏人的辖区,走云中道,到蒙古高原,走天山北麓,到高昌回鹘王国,然后才能进入中亚。这条路线对宋朝的主要用途就是进口一些和田的玉石,但是西夏这条线对于宋人来说是很不好穿越的。对于辽人来说,他可以经过西夏,也可以通过镇州,就是后来耶律大石西征那个出发点,直接进入内亚,对他来说,通道是敞开的。

问:北宋立国于士族社会粉碎的废墟上,凭什么能坚持一个多世纪,而且还释放出一种为后世史家所艳称的经济文化繁荣?是否因为宋朝继承并发展了吴越闽广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获得了海洋贸易巨额财富的支撑?
刘仲敬:宋朝的经济繁荣是由两种人制造出来的,两种人有主次之分:主要的是一帮西方的史学家,他们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其实本来也是处在很边缘的地位,但是像那种“中国人发现美洲”或者是“郑和发现美洲”的说法一样,他们发现这些理论很适合于弥补某些人的自尊心,于是进行了不成比例的夸大;然后在他们制造出来的基础上,又产生第二波的民科——主要是民科,因为这批人当中属于学院派的很少——就是“儒家宪政”、“优待士大夫是一种宪法”、“经济繁荣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些东西当中值得认真看待的成分是很少的。

宋代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五代十国的残余,被大一统这床棉被压下去的火焰在它最后熄灭以前还燃烧了一阵子。其实在钱宾四那个时代大家都很清楚,吴越国的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比宋朝要发达得多。宋朝接管吴越,对于吴越是一个严重的伤害。钱宾四是一个儒家色彩和大中华色彩很重的人,但是即使是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给宋朝文过饰非。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宋代的经济繁荣,只有被宋代破坏了的吴越的经济繁荣。

至于后来的海上贸易那些东西,跟宋代本身更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宋代的海上贸易政策不仅是垄断制的,而且还是夹杂着部分的官卖、包卖制,它不是给你征税,而是指定你去收购或者是出售官方认为你应该做的那些货物或者是项目,或者是干脆把你们的货物中间1/5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比例直接算成官方的东西。这个政策比后来被大家骂成闭关锁国的清朝的海禁政策还要更加糟糕,很难说它是经济繁荣的原因——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存在的话。这个经济繁荣,如果把视野放大一点,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开拓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桑给巴尔和马六甲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出来的,所以东南沿海的贸易也是伊斯兰教秩序扩张的一部分,这个秩序扩张留下来的残余一直到元朝初年还在闪闪发光。

宋代的财政政策是中唐盐茶政策的一个延伸和扩大,然后又加上了纸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夕,最后加上了强征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预示着后来明代的开端。这几项政策中间,没有哪一项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或者是符合资本主义的,恰好相反,它们都跟托勒密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挣钱和花钱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宋代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是它发展的是属于花钱那一部分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它不是有利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有利于培养国家压制资本主义、尽可能地杀鸡取卵的那种技术。所以说得干脆一点,它培养的就是“反逃税精英”那种人,或者说是搞国家企业那种人。

问:我觉得您似乎对宋朝有一定的偏见,也可能我了解的太肤浅了。两宋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吧,经济繁荣,文人也更注重市井生活的描述,国家不敢随意加税,看宋画全集描绘的当时场景真的蛮好的,应该是我支历史上自李斯以来最好的时代了,那个时候不能算费拉民族吧。
刘仲敬:关于“国家不敢随意加税”,宋代在加税方面的花招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唐宋对比,即使在钱穆那个时代,或者说以前的任何时代,包括宋代本身和宋明以来的所有儒家学者,众口一词的说法就是宋代的税比唐代要重得多。尽管宋代的面积比唐代要小,能够控制的田亩也比唐代要小,但是征敛却比唐代要重得多。而且北宋围绕着维新变法的几次主要争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加税问题。南宋军兴以来,秦桧、贾似道这些人搞出来的那些花招,以及后来人为什么争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大家掐得一塌糊涂,关键就是在于加不加税、加税加多少。


总的趋势是,北宋的税比唐代要重得多,南宋比北宋要重得多,怎么能叫做“不加税”呢。市井繁荣这个,从唐宋对比来看,唐代那种军事化管理的市坊制是不如宋代的市井,但是要是横向比较的话,要跟巴格达或者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比的话,那实在是一点可比性都没有。说宋代市井非常繁荣的人,应该是属于东亚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产物。宋代的繁荣时期跟阿拉伯人的繁荣时期基本相同,但是从来都是阿拉伯人占优势。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都是蒲寿庚这些穆斯林在掌握着,宋人却从来没有跑到中东去、跑到巴格达或者是开罗去能够一展雄图的,也就是充分说明两者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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